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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图用记忆和曾经走过的路，来观察现在的西方社会，这正是“现代三部曲”系列的意义。

　　兰思南：摄影是对现实的诠释，而不是现实本身。摄影做的事情，就是通过定格时间，将现实世界缩小，最终使其成为一张照片。

　　随着科技进步、网络发展，纸质媒体变得越来越弱势，另一方面，消费社会的种种问题也在慢慢浮现。我仍然想做一个世界的见证者，但希望用另一种形式去表现这些东西，所以就进入了艺术这个领域。

　　谷雨：摄影，作为能直接与现实世界产生紧密联系的媒介，似乎天生就担负着更多的社会责任。正如你所说，这一点，即使在你后来的艺术摄影作品中，也有许多体现——比如对消费社会、媒体暴力、流行文化、环境问题等话题的揭示与讨论。但是，你为什么选择了一种主观架构式的创作方式呢？与直接记录式的摄影相比，这种表达的优势体现在哪儿？

　　谷雨：在“现代三部曲”和“大世界小小人”系列中，你常常借用西方经典油画的图式。这似乎让观看者可以从时空的另一头，重新审视当下种种荒谬的现实。这种借用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而这幅作品呈现了人在一个圆圈内不停奔跑，正如现实中的人在快节奏生活中一刻都停不下来。

　　谷雨：你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见证者，之前你也曾经说过：“艺术家必须做一个见证者，并深深参与到我们的社会中。”在你看来，究竟什么是艺术？

　　兰思南：不管是当年还是现在，我一直都是一个将世界和人类作为客体进行观察的人。而摄影记者的角色经历，使我能够更细微地做到这一点。

　　除了拍摄人物肖像，为了拓宽自己思考的维度，我也开始和许多记者、作家合作，比如法国作家卡洛琳·考德瑞尔特。在这次的展览中，就有她与美国思想家福山的一篇对谈。 在过去近20年里，我们一起探讨社会思想，提出问题，并试图用摄影和文学的方式进行对话。我们都在试图寻求——卡洛琳用她的文字，我用我的摄影——一个更大的表达领域，一种被我们同代人的思想所滋养的内在自由形式和审美追求。

　　此外，我还想说，在文学领域，虽然大家使用的文字大同小异，但作家的性格和能力不同，最终的作品也完全不同。其实，摄影也是一样的道理。

　　兰思南：很难说原因是什么。还在《西南报》的时候，我就开始广泛地阅读，丰富自己的文化和涵养。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都百分百地付出，不管身处战场还是体育场，我都想要尽全力拍好照片，做到最好。

　　那时候我对中国很着迷，因为很少有外国人到这里来，我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新世界。

　　兰思南：与之前的作品相比，“大世界小小人”系列可能需要观众多花一些时间去观看和思考，因为这些作品更多涉及的是人的思想。

　　虽然照片中的内容被局限在一个小小的框架内，但摄影师永远想要展现出更多的想象，将观者带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中去。

　　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对社会的思考是一直持续的。艺术家也总是在质疑他们的时代和人类为自己创造的世界。所以，不同时代的艺术作品所传达的信息也是不断重复的，只是美学形式有所不同。

　　谷雨：你对摄影的理解，让我想起了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格的一句话：“一个电影导演可以操控时间，一位画家可以操控对他在画中所描绘之事的融汇，但静照摄影师却无法如此。他能做的唯一决断就是从中孤立出哪一个瞬间来，但这个明显的制约却给了照片独一无二的力量。已呈现的会激发出未被呈现的。你可以任意找一张照片来体验这话的道理。”

　　兰思南：我认为自己的作品——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的——都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之前的“现代三部曲”系列对西方历史密码和标志进行了重新审视，同时展现了消费社会的种种问题——照片里有很多人物、很多色彩，人们大快朵颐、醉生梦死，尽情享受着物质生活。之所以呈现这么多复杂的形象，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本身就是复杂的。

　　例如，这幅作品展现了一个人举着小星球站在矩形框架里，它讲述的是规则：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人常常被困在各种规则的框架里，独自举着自己的小世界。

　　△兰思南作品《幻想之筏》。它的灵感来源是《美杜莎之筏》。△兰思南作品《盛大的晚餐》。它的灵感来源是《最后的晚餐》。△兰思南作品《公之于众的自由》。它的灵感来源是《自由引导人民》。

　　兰思南：我最初接触摄影，是在家乡波尔多的《西南报》。那时我在暗房里做摄影学徒，用了三年时间学习冲洗照片，之后才渐渐开始拍新闻照片。

　　谷雨：但是，从可控程度上来说，你现在做的艺术摄影，在形式上应该更自由一些吧？

　　在西格玛那些年的经历，让我拥有了一个全面的视角，与此同时，作为记者，你可以在一个很近的距离里来观察这个世界。

　　获奖从来都不是我的目的。这件事每次都让我感到头晕目眩，甚至沮丧。所以我开始反抗它，并认为所有这些奖项都是荒谬、做作和无用的。

　　他见证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首都的样子：大街上基本没有汽车，到处都是自行车。人们穿着高度雷同，都是一样的蓝色。在这样的背景中，他完成了自己的作品。△兰思南1983年拍摄的中国运动员。传奇私服版本他们正在备战奥运会。

　　我将自己对人类社会的思考，进行了一次从身体到意识、从物质到精神的转变。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把灯、电视、手机全部关掉，然后静心思考、冥想。我们究竟是谁？作为一个小小的个体，究竟处于这个世界上的什么位置？在现代社会中，街道如此拥挤，人无处不在；但与此同时，人又什么都不是。最终，我将这些思考转化为摄影，得到了这些作品。

　　看上去，兰思南的风格极其多变，但综观他的整个摄影生涯就会发现，他的创作观念是一以贯之的：以摄影见证时代。

　　兰思南：我的思想经常受到当代艺术家的启发，比如保罗·麦卡锡和达米安·赫斯特。除此之外，像委拉斯贵兹那样的艺术家，是我心目中绝对重要的人。

　　当时，我非常想拿到进入中国的许可，于是大使馆给我提供了一个好主意：组织美国、德国和法国的记者到中国进行一次旅行。这样，我最终得以成行。

　　在《西南报》时，虽然很年轻，但我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更进一步发展这份角色。我有很强的雄心壮志，想给更大的平台工作。

　　谷雨：你在采访里谈到这个转变时说：“是时候退后一步，从更远的距离看待、分析这个世界，利用我所获得的经验来批判它了。”这种想法是如何产生的呢？

　　我拍摄的并不是所谓的美丽照片，我一直在凝视这个世界，并讲述与其有关的故事。

　　但是，我不认为自己的摄影创作可以被拆分为不同的时期或类别。我想在作品中讲述的，始终是同一件事——对当下时代的见证与思考。

　　在隔年的荷赛奖评选中，他的此组报道获得了体育类组照一等奖。这也是兰思南首次在荷赛拿下奖项。

　　确实有一些造型艺术家，只是用摄影记录并展现自己的实物作品。但对我来说，摄影与手中的一支笔没有区别，它可以让我完成关于思想的种种不同形式的写作。

　　谷雨：虽然你说观看这些作品需要更多思考，但它们在画面形式上却非常简洁。你认为这种简洁的形式，更适合表达深层次的问题吗？

　　此后的几年间，兰思南成就惊人。加上中国组照，短短6年，他一共获得了5届荷赛奖的6个奖项，其中包括4个所在组别的一等奖。

　　2018年10月，兰思南的系列作品《大世界小小人》在see+画廊展出。其间，谷雨作家与他进行了对话。

　　兰思南：从时间上看，我的工作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在《西南报》时，第二个是在西格玛时，第三个是从西格玛离开一直到现在。

　　“大世界小小人”系列展示了一个被其文化强加梦想的囚徒形象，并主要通过线条、颜色和形状的纯洁性来表现。这是一种形式上的突破，一种尽可能接近思想的极简主义追求。我甘愿冒着作品不断被解构的风险，试图揭示一个暴力的现实。

　　艺术并不总是需要呈现出复杂或费解。卢齐欧·封塔纳在一幅画上切出一个洞，以便让人看得更远，那是非常简单、有力，而且神奇的。对封塔纳来说，绘画不再是一张裱好的画布，而是一种幻觉。而对我来说，我渴望一切可以分享的东西，渴望那些从现实中复制而来的幻觉。

　　兰思南：这是一个好问题。对于一份报纸来说，记者需要在前线寻找并报道一个事件，但编辑则会在后方，对记者的报道进行加工。对我来说，自己的这种转变，就好像是从一个记者的身份不断退后，最终到达编辑的位置。我认为自己现在的作品蕴含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见证、见证、见证——在与兰思南的对话中，他多次提到这个词汇。在他看来，摄影本身就是对处于巨变中的现代社会的一个见证，而且是真实的、诚实的、积极的见证。

　　谷雨：大约在1986年以后，你离开了西格玛图片社。你是否在那时就开始拍摄名人肖像，以及更为主观的、艺术化的作品？

　　作为摄影记者，兰思南报道了世界各地的自然灾害、种族战争、城市暴乱，以及奥运会、足球世界杯、田径锦标赛等世界级体育赛事。他曾获得5届荷赛奖的6个奖项，其中包括4个一等奖。

　　“我通过摄影所想要讲述的并不是我自己，而是整个人类社会。”兰思南说，“我就像是这个世界的一个滤镜，而我的作品，也正是被滤镜赋予不同形态的现实本身。”

　　有时候，我会觉得许多当代艺术并不是在慷慨地分享，而是在故意呈现一种模糊的信息或概念。这让我有些厌烦。所有这些艺术家都只顾着看自己，并要求整个世界看到他们有多聪明……这真是很可怜。

　　谷雨：与之前作品中繁复异常的巴洛克风格相比，“大世界小小人”系列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极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形式与内容总是相联系的，通过这样的风格，你想要表达什么？

　　谷雨：《备战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苏格兰城堡的领主和鬼魂》《没有王国的国王》《精神病院里的艺术家》……这是你获得荷赛奖的几个摄影专题，在当时，这些选题大都是图片社委托的，还是你自己寻找的？

　　有的艺术家一生只做一件事，但我一直想把形式和主题结合得更好，以不同的形式展现自己的思想，追寻人生的意义。所以，我一直在思考怎样以更简单的手法，展现世界和人类的复杂性。“大世界小小人”系列，就是我从之前的作品世界中走出来后创作的。

　　兰思南：当时的中国很有异域风情。街上到处都是自行车，基本没有汽车，大家穿着一样的蓝色衣服，北京饭店就是当时最大的国际酒店了。

　　委拉斯贵兹是一个优秀的肖像画家，并且几乎也是一个记者。他对同代人进行了深入刻画，并试图以此搜寻自己所处时代的灵魂。他的肖像作品不只是绘画——如果凝视画中人的眼睛，你会发现他们的精神仍然鲜活，并且处于一种很不安的状态里。

　　兰思南：1978年，我第一次来中国，给北京一个剧场拍摄照片。但是，即使到了1983年，对于当时的法国人来说，还是很难有机会进入中国，不像现在。

　　谷雨：之前从事新闻摄影记者的经历，对你的肖像以及艺术摄影有着怎样的帮助？

　　谷雨：在1973年刚满20岁时，你就已经和那时刚成立的西格玛图片社签约了。你在西格玛工作了十几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兰思南：我认为，摄影是对处于巨变中的现代社会的一个见证——真实的、诚实的、积极的见证。我的摄影是诗意的，同时也是政治的。我通过摄影所想要讲述的并不是我自己，而是整个人类社会。

　　兰思南：我希望可以找到触动人思考的那个最敏感的点。我在这组作品中做的事情，就是总结——让思想的传达变得更精细、更准确，在一幅作品里涵盖整个人生。

　　我就像是这个世界的一个滤镜，而我的作品，也正是被滤镜赋予不同形态的现实本身。

　　在“现代三部曲”系列中，我一直在研究我们社会经历的巨大变化，试图找到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联系。而我的灵感，就来自大师们那些举世闻名的画作。卢浮宫里的《美杜莎之筏》反映了19世纪的海难，我借用这个形式讨论当下的移民问题；在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中，耶稣在给门徒分发食物，在我的作品《盛大的晚餐》中，大家分食的是这个时代的垃圾食品；还有一张作品的灵感来自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而我想要讲述的，是社会上被压制的……

　　作为独立摄影师，兰思南与作家、记者、思想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广泛合作，以古典与现代相结合的元素，呈现充满想象力的虚构场景，反映对现实社会问题的种种思考。

　　时代在不断变换，但信息和思想可以跨越时空。正如“大世界小小人”系列中的那幅《迷宫》：人类站在迷宫的入口，思考自己在哪里，要去何处。这就是人类社会中永恒存在的线;兰思南作品《迷宫》。

　　在名人肖像的基础之上，兰思南更进一步，借助西方经典绘画的灵感来源，以镜头针砭当代社会时弊，并将其以巴洛克式的华丽风格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些作品宏大、虚幻，充满剧场感，发人深思。

　　还有这幅《奔向边缘》，我们学习、工作，都是为了爬到更高的位置，但即使真的到达了那个位置，又怎么保证自己站稳脚跟呢？

　　兰思南：实际上，在还没离开西格玛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拍摄名人肖像了。离开西格玛后，我创建了工作室，开始更多地和一些名人合作，比如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巴勒斯坦前总统阿拉法特、教皇保禄二世，以及众多奥运冠军和演艺明星。

　　兰思南：我认为，艺术是对当下时代的一种美的见证。记者也好，摄影家也好，艺术家也好，不管你想与不想，其实每个人时刻都在见证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见证社会和人类的种种变化。传奇私服版本对我来说，我只是想在“用摄影见证世界”这条道路上走到极致，做到最好。

　　△兰思南镜头下的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巴勒斯坦前总统阿拉法特。△教皇保禄二世。△南非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

　　刚满20岁，他就和当时刚成立的西格玛图片社签约，奔走在世界各地，记录战争与冲突，报道重大赛事与活动。他的荷赛奖获奖作品，就拍摄于这一时期。

　　1953年出生于法国波尔多；18岁成为当时法国最年轻的摄影记者，25岁正式加入西格玛图片社；1986年离开西格玛图片社，1980年代末开始专注于名人肖像和艺术摄影领域。他的作品曾刊发在《巴黎竞赛报》《生活》杂志、《星期日泰晤士报》《体育画报》等世界知名媒体，并在巴黎、米兰、布鲁塞尔、柏林、香港、上海等地的美术馆和画廊举办展览。

　　而在最近展出的作品《大世界小小人》系列中，他则完全抛弃了之前的风格，执意将画面归为至简。传奇私服版本

　　1983年，为拍摄1949年之后首次准备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法国摄影师杰拉德·兰思南（Gérard Rancinan）第二次来到中国。

　　谷雨：从1984年到1989年，短短6年时间，传奇私服版本你一共获得了5届荷赛的6个奖项，其中有4个是所在组别的一等奖，这是非常惊人的成绩。为什么在那几年，你有这么集中、高质量的拍摄呢？

　　我来中国报道那些运动员，其实是一个很政治化的行为。1984年是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我想在当年成为第一个、或许也可能是唯一一个摄影记者——报道中国是如何在体育界重新发挥强大力量的。

　　杰拉德·兰思南（Gérard Rancinan）的摄影作品是对处于巨变中的现代社会的一个见证，一个真实的、诚实的、积极的见证。

　　政治领袖卡斯特罗、阿拉法特，娱乐明星莫妮卡·贝鲁奇、巩俐，体育明星泰格·伍兹、蒂埃里·亨利、姚明，艺术家达米恩·赫斯特、罗伊·利希滕斯坦、张桓……兰思南的拍摄名单可以罗列得很长。他以大胆而充满想象力的拍摄手法，将每一位接受自己镜头审视的名人的面具打破或重塑，建立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我曾经一度想要放弃一些奖项，因为我不知道那些颁发奖品的人究竟是谁。谁又能评价别人的工作呢？对我来说，最大的回报来自一个简单的旁观者——他不知道我是谁，但他看着我的摄影作品，就像触摸光滑皮肤一样感受着它。△兰思南1985年荷赛奖获奖作品，《苏格兰城堡的领主和鬼魂》。

　　兰思南：我自己寻找的。不管在哪个阶段，我都想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宇宙——用自己的眼光，观察这个时代。

　　以海洋塑料垃圾为例。如果作为摄影记者，我可能会去海边拍一些垃圾倾倒的情况；现在，作为一个艺术家，我会想如何赋予这些垃圾更多美学上的意义，让其神圣化。但是，这两种作品所要传达的话语是一样的，都是在关注人类的污染问题。

　　从做学徒时，我就想要做一名摄影师了。从小，我就是一个好奇心和表达欲都很强烈的男孩，总想把自己脑袋中的想法表现出来。我希望能将自己的照片赋予意义，因为这也给我的人生带来意义。因此，新开传奇网站手游我一直想做一个时代的见证者，记录自己所看到的东西，而摄影记者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兰思南：20世纪80年代，我已经获得了6个荷赛奖，也在世界上很多一流媒体刊发过报道，我觉得自己完成了作为一个摄影记者的梦想。

　　1980年代末，兰思南离开西格玛，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开始专注拍摄名人肖像，并借用更为当代的艺术语言拍摄照片。

　　每个艺术家都在揭示自己所处的时代。卡拉瓦乔和米开朗基罗见证了他们时代的复杂性，沃霍尔揭示了他的时代，还有巴斯奎特，更别提毕加索了……当你看到《格尔尼卡》时，那已经不仅仅是面前的一幅画：你能听到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受到炮火轰炸时的惨叫声，你只能一边哭泣，一边反抗。

　　谷雨：成为摄影记者时，你才18岁。能不能先讲讲你最初接触摄影的那段日子？你是从何时开始想做一名摄影师的？

　　兰思南：我是摄影师，会拍照片；画家会画画；建筑师会设计建筑……我想，最终观众会来决定，我们做出来的这些东西究竟是不是艺术。

　　兰思南：是的，他说得非常好。对于摄影来说，展示的东西并不局限于照片之内，更多的思考应该是超越画面的。

　　兰思南的传奇，实际上在此之前就开始了。他1953年出生于法国波尔多，15岁开始做暗房学徒，18岁就成为了全法国最年轻的摄影记者。

　　在做记者时，我拍了很多国王的肖像照；后来在“美好世界”系列作品中，我用自己的方式拍了迪士尼的米奇家族。在我看来，这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我现在是给整个社会拍摄一幅肖像。在这个充满人的社会中，我所要做的，就是去往人群的中间，以一种人们更感兴趣的摄影方式来表现这个社会——尤其是其中的问题。△《美好世界》系列之《军人拯救我们的价值》。△《美好世界》系列之《看电视的家庭》。

　　谷雨：在这些选题中，我对你1983年来中国拍摄的《备战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最感兴趣，能不能讲讲有关这组作品的故事？

　　当我认为自己在《西南报》学到了足够的东西后，就去了西格玛。我走遍世界各地，报道波兰政治动乱、黎巴嫩战争、奥运会、足球世界杯、世界田径锦标赛等重要事件；我为世界上最好的报纸、杂志拍摄照片并发表，例如《时代》《生活》《体育画报》《星期日泰晤士报》《巴黎竞赛报》等。我的作品也获了很多奖。△兰思南1989年荷赛奖获奖作品 《没有王国的国王》系列，一个加纳酋长。△兰思南1989年荷赛奖获奖作品《没有王国的国王》系列，珀勒德布尔的王公后裔。△兰思南1989年荷赛奖获奖组照《没有王国的国王》系列，奥尔良-布拉干萨家族的佩德罗·加斯托王子，巴西皇室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