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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荣的兄弟姐妹很多,他很小就去英国读书,因此没有得到过太多家庭温暖。但是,他的父亲是裁缝,曾经帮马龙·白兰度做过衣服,这样的见识让张国荣从小就能将优雅的气质运用娴熟。家庭带给张国荣的影响,在他的明星生涯前半段体现在他身上独特的少爷气,而在1995年复出歌坛的张国荣则更接近我们今天对他的印象——温暖、脆弱、孤独、坚定。这是张国荣在历经岁月后的蜕变,但家庭对他的影响仍在,只是从显性转入了隐性。后期的张国荣曾多次表达过对于童年的遗憾:“我是不爱吵闹、没有声音的小朋友,任何人来我家,你在厅,我在房,你完全不知道我的存在,婴孩时期已经是这样。懂事之后,觉得家里很混乱,有好多人,但没有一个关心我,唯一最疼我的是佣人,几年前也过身了。你问我他们其实是否疼惜我?可能是,但小时候最需要的关怀和爱护,永远都无法弥补。”他甚至认为,如果他没有成为后来的张国荣,妈妈对他的爱就会有所保留。这种内心的空缺加上处女座追求完美的特质,让他的后半生始终处于一面想自我保护一面又想向人证明的矛盾之中。
在那个连手提电话都不普及的年代,张国荣留给我们一个鲜活的生命形象。到了今天的网络时代,连明星都天天用微博了,怎么他们的形象反倒变模糊了?施惠珍说:“记者其实是明星跟公众之间的桥梁。但这些年,我们不是在采访明星,而是在采访经纪人。你说,我们甚至都无法真正接触到本人,又怎么能写出这个人的质感?”
一家娱乐公司的宣传人员最近跟记者说起自己跟公司的一名经纪人及其属下艺人同桌吃饭的经历。“那位艺人很年轻,奇怪的是他吃饭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讲。我觉得很尴尬,就拼命找话题跟他聊,最后他回应了我一句,却立刻被身边的经纪人喝止了。经纪人说:你还没有被打造好,怎么能随便说话呢?”原来,这位艺人正在经历被推出市场前的“禁言”培养期。这种急功近利的培养方式在当下的娱乐圈很常见,其副作用也显而易见。一位曾经的圈内宣传人员X先生便告诉记者,他曾经成功地将一名国内的三线女星包装成“国际影星”,但不出几年,女星便因后继无力而被打回了“原形”。但是,类似短视的包装行为仍然层出不穷。
施惠珍说,张国荣的事业起步并不那么顺利。但是,香港的娱乐记者从一开始就普遍很疼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爱他。可能他太漂亮了。一个TVB的MV导演跟我说,这么多年,他拍过的明星那么多,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张国荣那样,在镜头里的五官比例这么完美。”虽然张国荣有一点脾气,但施惠珍说,身边的记者更能感受到的是他的念旧:“对跟他一起出道的记者,他一直都很有感情。无论我们什么时候找他,他一定会给我们方便。”
更深刻的原因则是,一个营销套路成熟的圈子,反倒会损害明星体现自己的个性。施惠珍说:“现在的明星,每个人都很忙,整天跑来跑去,根本没有时间去学习和沉淀,去培养自身的气质。不要说他们自身是什么质感,甚至他们的形象是真是假,我们都无法分辨。很多时候,那些所谓的形象都是包装出来的假面。”
在今天这个时代,张国荣或许不能复制,但想办法保护明星的真实本色却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唐先生说:“艺人不是商品,但却需要用商品的概念去包装。你要了解艺人的特质和优点。例如吴秀波就是帅大叔,你把他往成熟男星去安排就对了。范冰冰处变不惊,把她往惊涛骇浪里拽,大家就永远有惊喜。总之,将一个明星本身所具备的优秀特质发挥出来,最终他(她)就会得到自由——他(她)的一切将跟商品、包装、营销无关,他(她)只要做自己,就会很精彩。就像范冰冰、周迅、林志玲、蔡康永,他们都能为自己代言,他们的名字就已经代表了一种社会态度和人生状态。”
关锦鹏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也提到了张国荣明星背后的一面。第一次见面感觉有点骄傲,冷着脸,对人对事很冷淡,但后来,他才发现张国荣哪里是骄傲,“那只是一个处于低迷的人,装扮出一个自己,来保护自己的窘迫而已”。摄影师杜可风认为,张国荣最需要的便是“爱”,“他靠爱和精神鼓励活着,所以他需要拍电影,需要观众”。而张国荣的最后选择,在杜可风看来不能不说是遗憾:“也许是他觉得辛苦想要休息了,但我多想让他知道,我们一直爱着他。”
施惠珍还谈到张国荣的工作状态:“他总是一个人去开工,从来没有助手。跟他合作最后一部电影的林嘉欣跟我讲,每天在片场,张国荣总是到得比她早,一个人就晃晃悠悠来了,不像今天的很多明星要带五六个人。我觉得他这样很好,为什么就不能一个人去开工?”甚至接受记者采访,张国荣都一定会早到。2002年底,施惠珍采访当时抑郁症已经很严重的张国荣。“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个画面。那是在尖沙咀一家酒店,我们约好12点,11点半的时候我提前到了,却看到他坐在楼下大堂化妆。我说,你怎么坐在这里啊!原来,他11点就已经到了。虽然他当时其实很不舒服,但他还是要化妆,因为他尊重访问他的人。张国荣就是这样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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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荣走之前的几年,香港开始流行狗仔队。整个娱乐圈的生态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并不仅仅体现在明星失去了个人生活。“我们那一代娱乐记者,跟明星是一起出道、一起长大。当时我们能跟明星坐下来聊,一谈就是几个钟头,现在怎么可能?现在的明星旁边太多人,化妆师、经纪人还有助手。”
张国荣生活在一个娱乐圈规则并不那么明确和残酷的时代。这个时代让他的灵魂在他的人生中得以自由生长,并散发光芒。其经纪人陈淑芬在他逝去十年后依然认为:“张国荣,我觉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也是任何人无法替代的。即使在任何环境下,都很难再找到张国荣这样一个传奇。”
娱乐圈资深经纪人唐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张国荣成功于一个特别的时代:创作家都刚刚起步,有着年轻人的心态,彼此之间能够刺激和学习;媒体的竞争和尺度都没有那么大,艺人有地方谈自己对作品的想法,八卦得最多的就是生老病死、结婚离婚;经纪人制度还没有真正完善,很多时候艺人的事业都是靠自己的敏感以及周遭的贵人相助……在那样一个相对无害的环境里,明星能更自由地选择自己想做的事。”
张国荣生活在一个娱乐圈规则并不那么明确和残酷的时代。这个时代让他的灵魂在他的人生中得以自由生长,并散发光芒。其经纪人陈淑芬在他逝去十年后依然认为:“张国荣,我觉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也是任何人无法替代的。即使在任何环境下,都很难再找到张国荣这样一个传奇。”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因为这样,当时的娱乐记者能接触到明星的私人生活,但彼此之间的信任感却决定了有些事并不会见诸报端。“其实张国荣还没有公开跟唐先生在一起的时候,他已经跟我们讲过。”施惠珍回忆,张国荣第一次跟她说起唐先生,那已经是20年前的事。“我们在跑马地的一家俱乐部坐下来聊天,他就说起了唐先生。我当时还很奇怪,为什么他要说。他说,我就是想讲讲这个人。那一天,他说了很多,他说这么多年来,唐先生都对他很好。他还说,他曾经花心,但唐先生从来都没有过。我当时还问他,你怎么这么肯定人家没有花心?他笑着说,如果有,我一定知道啦。我当时就说,其实你对他也很好,因为你说自己都是坏的,说人家都是好的。”那一天,施惠珍知道了唐先生在银行工作,而且长得很漂亮。但是,她在写稿的时候,却没有用过一个“他”字来形容唐先生。她只写“张国荣的爱人”。施惠珍说:“我知道他喜欢的是男生,但那个时候社会风气还没有那么开放。他很放心我,从没有叮嘱我不要写,而我最终也没有把这件事写出来过。当时我的稿子只会让人家感觉他身边有这样一个人,这个人是张国荣现在最爱的人——大家都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这个人是女生。”但她没想到,张国荣后来自己却把这件事公开在演唱会中说出来了。
为了不让自己的回忆录被外人断章取义,陈淑芬至今不愿意出版关于张国荣的任何文字,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的娱乐圈简直就是童话。X先生透露,现在的经纪人大部分都把艺人当成摇钱树,只看其利用价值,而明星也是同样的想法。而陈淑芬早期跟张国荣合作的时候,圈里甚至还没有经纪人的概念,两人互相尊重的搭档兼好友关系也因此奠定。
作为几乎跟张国荣同时出道的娱乐记者,施惠珍说,在狗仔队这个媒体特殊工种出现之前,他们跟明星的关系都非常好。“在那个年代,我们对明星来讲不像是记者,反而更像是朋友,因为我们之间什么话都可以讲。”有时候,娱乐记者甚至会到明星家里吃饭、打麻将。“有一次张国荣家里换电话,他还专门打电话给我,说:‘喂,你把我家的电话抄下来,我怕你找不到我。’你知道,那个时候还不流行手提电话。”
人前的张国荣,大部分时候都表现得像他自己曾经期望的那样:正面,向上。人们因此叫他:哥哥。有时候,张国荣会耍一点无关痛痒的小脾气,但在爱他的人眼中,这些都只是让他的单纯个性显得更为丰满而已。
“张国荣,你不能说他没有一点坏脾气。”现任香港《星岛日报》娱乐名人版总采访主任的施惠珍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形容她所认识的张国荣。“有一次,他在跟朋友喝茶,有个狗仔队突然冲过来拍照。他就大骂,说你不应该这么做!狗仔队问他,那怎样才能拍照?他说,你可以走过来递名片,然后问我可不可以拍。狗仔队按他说的做了,递名片,问他:‘我可以拍照吗?’张国荣说:‘可以。’”施惠珍说,张国荣有时候会有点情绪化,但他好就好在始终是一个“讲道理”的人。“他知道狗仔队也要工作,因此跟他讲就可以,强来就不行。他最不能接受的事情无非是两点:一是你不理解他对艺术的付出,二是因为他是明星而连累他的朋友和家人。”
“每个爬成上流的货都有一个屌丝的核,看看王子娶的灰姑娘,看看坐在马桶上捧着私人飞机游艇杂志的贵族们的坐姿,看看挺着腰板端正优雅坐在高级餐厅里但又冲进洗手间抠鼻子的漂亮人儿。爬呀爬,演呀演,装呀装,这其中包括的我呀,得想想了,再不想怎么个活法,会扭伤我的假腰。”这是陈坤最近在一条微博中所发的感慨。“装”在今天已经成为人们批评明星的常用词汇。